“启梦计划”进校园寓教于乐学知识用电安全入童心

来源：江河日下网编辑：曲靖市时间：2025-04-05 09:18:53

而另一种本真的时间意识指向人对存有（being）之天命以及人自身之存在（existence）的内在意识，在宗教信徒的精神生活中，这种本真的时间意识就是比日常时间更为高级的神圣时间。

对比欧洲启蒙运动理性的发现，道学，作为内圣外王之学，作为个体发现自我、参与公共事务之学，既需要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发现理性，又需要个体在群体中行动时能在理性指导下取得有实际效果的实践，才能比肩欧洲启蒙。旧天人合一如果不能适应人的崛起，就必然导致结构性冲突。

而萧望之，在历史上，以依《春秋》处理人事而著名。本来，参与公共事务的，到底是天子还是所有的社会可见阶层，在董仲舒之后因人君关系的不明确，而夹缠不清。所谓世应体例，是指上下卦对应的爻之间，也就是初爻与四爻、二爻与五爻、三爻与上爻，构成一一对应的主从关系。在公共事务中，让人人知道该如何行动的信念，正是政治家需要持有的信念。但是，天子毕竟还要依赖官僚才能处理繁多的公共事务，而且，官僚制只是打破了世袭制度，宫崎市定曾指出：汉代的官僚制度就是长官政治。

但是，元帝只承认其灾异天象方面的义理，却不接受其在人事方面发展出的包括启蒙观念的新义理。后一问题，由东汉末年荀爽提出易尚中和而得到一种解决方案，延续至今。但同时，儒家又有推恩的思想，因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对环境的罔顾。

引申来讲，我们可以说，儒家不可以接受生活在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，但窗外都满是烟囱，以及从中冒出来的黑烟。在国际上，我们看到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降逐渐发展出来的主权国家，现在成了解决气候与环境问题的一大障碍。假设这样的精英可以选拔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根本机构，即立法机构的成员。儒家立场不同于从环境本身出发的、饿死事小，环境事大的、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的激进环境主义的立场，但它依然为保护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理由。

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体系下，对国家主权没有明确的限制，而联合国决议缺乏约束力（因为缺乏强力的执行者），各个国家是平等的参与伙伴，不管它认可国家责任与否。包括气候问题的环境问题的起因，恰恰是人类为了满足短期、狭隘的物质需要的经济发展，而去牺牲构成人的体面生活的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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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这种对人为的批评，是最有可能被引申为环境保护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。因此，儒家的理念很好地应对了环境问题的根源。引申到当代，我们可以说，对环境的破坏，来自于我们的人欲膨胀，如果我们能够顺道而行，那么我们就能达到对环境的保护。就环境问题而言，儒家这种普遍的爱当然包括对环境的关心，但这种关心是排在对人类关心之后的。

其实，在其晚年的《万民法》一书中，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等级体系，这也旁证了儒家关怀的普世性。更关键的一点是，它是一个小国寡民、与外界不相往来的社会。我们可以说，通过国家的教育，可以提高选民的道德（尤其是与环境相关的道德）意识，以至于他们可以为超出自己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利益去投票。但其危险是这种意志不好控制，如果领导者们忽视环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。

对此，笔者的《民族问题、国家认同、国际关系：儒家的新天下体系及其优越性》一文有详细的讨论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一般地讲，对仁的考虑是在国家主权之上的，我们不能为了一己之利而对他国不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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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这些欲望没被创造出来的话，没人会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如刘殿爵在《道德经》英译本的介绍里所说：如果道家的哲学家可以访问我们的社会的话，毫无疑问，他会把普及教育和大众广告看作现代生活的孪生祸根。

类似地，当一国对本国人或者外国人不仁的时候（暴政、侵略、对气候不负责任），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应该受到限制。根据先秦的一些儒家经典，我们可以引申出儒家的理想世界秩序。与此相对，根据一些儒家思想出发的理论，或许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更好的、更可行的解决方案。那么，对那些推崇以道家的天人合一、自然无为来处理环境问题的人，我们不得不问：你们准备好让整个社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吗？如果准备好了，你们能给出让人类社会复归原始的蓝图吗？就笔者看来，《道德经》的这种解决方式太过激烈，很难让人接受，也很难实现（除了人类继续肆意下去，最后天道让人类灭绝，或只剩下环境大灾难后的无法维持技术的隔绝的小共同体）。第一，我们自己对过一个体面的（物质和精神需要都能满足的）生活的要求。但是，国家的存在，有历史与文化的根源，也有管理上的方便，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，也为组成这样一个全球政府造成了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。

总之，从儒家的立场看，人类应该爱护环境，有以下几个理由。第二，为对得起祖宗和后代。

这一点之所以重要，因为在一个广土众民、联系紧密的大国里面，攀比、财富积累、技术进步等相互作用，必然会导致欲望膨胀与竞争。（《春秋公羊传• 成公十五年》）将其延伸到当代的国际环境，我们可以想象儒家会支持如下的新天下体系，在这个体系中，地理、历史、语言、风俗等情境性因素构成国家认同之基础。

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新的政治模式：混合政体与天下体系但是，正如我们前面对《道德经》的克制人欲的美好理想的挑战一样，我们还是可以问，这样好的理念，如何成为现实呢？一种回答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道德自觉，这也可能是某些儒者的态度。儒家所讲的另外一种天人合一，是在将儒家的道德提高到天道的前提下，与这种永恒的道德的合一，并非与环境相和谐。

从《道德经》的天人关系出发所能引申出来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会看到，这种解决实际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以至于不切实际。与一些极端环境主义以环境本身的福祉为独立自为的原则不同（上面提到的《道德经》以及后来的《庄子》里，都有与此类似的态度），儒家在这一点上是以人类为万物的中心，将人类的福祉置于环境之上的。即使是道家，《道德经》里面对人为的批评，对自然无为的推崇，也有很强的政治意味，其所关注的，也不是对环境的保护。通过这些精英的干预，我们可以希望，更合理与负责的环境政策就能够制定出来。

自中共十八大以来，在国际关系领域，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主动和积极的面对气候问题的态度，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2014 年中美之间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。结合当代的民主经验，我们可以说，这种意见表达可以在法治与言论自由保护的基础上，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，由民选的民意代表表达出来。

但同时，这种普遍的爱由内到外，要有差等。青山绿水是人们精神需要的一部分，是像个人一样的活着的要求。

那么，这样的国际干涉，由谁来承担呢？早期儒家进一步给出了一套国际秩序体系，即《春秋公羊传》里所说的：《春秋》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。但是，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的一点是，在气候与环境问题上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优先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张力。

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，是如何定义负责任的国家，并且这样的国家如何结盟而成为诸夏。因此，撇开专制与权威体系不谈，哪怕是在由强调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里面，其国内政治的一人一票的制度与国际政治的绝对主权观念，都为良好地解决气候与环境问题制造了根本性的制度障碍。前者使人们从他们纯真的无知中堕落出来，后者创造了新的物质欲望。因此，一人一票的制度本身是制定具有长远眼光、为将来世代和外国人的权益考虑的环境与气候政策的障碍。

泛泛地说道家，也同样成问题。我们可以接着问，如果顺道而为是可能的，那么《道德经》能给出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，是否就是让每个人都去顺道而为呢？笔者的理解，《道德经》对民众是没有这么高的期望的。

这些精英是能够满足我们上一小节最后所描绘的道德要求的，并有能力把他们对人民与环境的关爱付诸实践，篇幅所限，我无法展开对这种精英的选拔办法的详细讨论。第四，人类推恩而产生的对环境本身的关爱。

《道德经》里提出的自然无为的解决方案，最终是要求人类做出巨大的牺牲，因此也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现实办法。从先秦儒家的一些思想出发，我们可以给出独特而有益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套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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